中国迎来改革关键之年：多领域将“趁热打铁”:三义观影

中国迎来改革关键之年：多领域将“趁热打铁”✴《三义观影》🆒智者前瞻，智库谋远！我们听到了时代的召唤。于是，《智库》版呈现在您的面前。作为一块聚焦现实需求、服务国家发展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周刊，《智库》版将致力于发布智库研究成果、探讨智库建设路径。我们期待着，它能成长为智库成果的发布平台、智库建设的研究平台、智库风采的展示平台、智库与公众的沟通平台。我们也盼望着，各界智者仁人黾勉同心、资政启民，推动中国巨轮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美丽”首次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报告提出“两个阶段安排”，明确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我国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新的奋斗目标与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了一一对应，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指向更加明确，为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树立了强大的目标导向。,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强”的意涵也丰富而饱满，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强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不懈追求。《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的先哲们很早就提倡效法天、地之道，从而刚健有为、宽厚包容，这是炎黄子孙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观察和体悟。既然“天”周而复始、不知疲倦地运行，人就要积极进取、永不懈怠。由此，“自强不息”成为中国历代独立自主、奋发向上的精神引导，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独特的顽强品格与精神气质。

（作者系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全球化（CCG）智库特邀研究员）,延安整风运动，开辟了我们党加强党性修养的新途径。此后，党的历届领导同志都从不同角度阐述党性问题，重申提高党性的重要性。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强调，讲党性，重点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说，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第一位。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系。邓小平同志还强调，讲党性就是不能搞派系，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派系为祸不小。江泽民同志说，衡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有没有党性，党性强不强，就看我们的同志们能否做到五个模范，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遵守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模范；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胡锦涛同志说，领导干部讲党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要忠于党，忠于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各项决策部署，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在事关方向、事关原则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键时刻旗帜鲜明，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他还讲，领导干部做到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那就是党性强，没做到就是不讲党性。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一些人缺乏中国自信，而是对西方抱有美好想象，迷信在“西天”能够取到“真经”；“牢骚太盛”情绪有之，一些人热衷于“找问题”“挑毛病”，并武断地下结论；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一些人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愿为美好未来努力奋斗。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欲事立，须是心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有两条研究路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是对现实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从中找出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最后形成基本概念及范畴，被概括为“从具体到抽象”。第二条道路是从简单的抽象概念上升到复杂的具体概念的过程，被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其起点是第一条道路上作为终点的抽象，其终点的具体不再是感性的具体，而是思维具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典学说从构建理论体系、理论观点出发，采用了“第一条道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经典理论为指引，基于特定的发展条件，实际上更多遵循的是“第二条道路”。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应该遵循哪条道路进行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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